提速降费进入第七个年头，回顾既往，笔者认为，其在社会经济的需求和供给侧，均形成了深远的价值。首先，在需求侧，获取了丰厚基础设施红利，加速其数字化转型。对于公众用户而言，意味着带宽（固网和移动网络）的提升，以及资费水平的下降，使其有能力、有意愿使用各种智能终端、数字化应用，并且扩散到各区域、各年龄层次。例如使用APP支付的人越来越多；移动IM正取代电话，成为各类人群主要沟通方式等。

 

对于政企用户而言，意味着不仅能够获取单位价格更低的网络产品，同时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产品价格也同步降低，联合的杠杆作用促使其逐步迈入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从大型企业先进智能制造的实施，到线下各类商家的O2O化，再到商业服务型企业对SaaS应用的深度使用，均体现了红利释放的效能。

 

其次，在供给侧，实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对于提速降费的主体——电信运营商，并未因为每年百分之几十的资费降低要求，导致营业收入的直线下降，相反却保持了正向增长。可以说，正是政策的压力，迫使其扩充了业务线，促进生态合作（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外投资等深层次的合作），提升了服务水平，在单位资费下降的情况下，努力让用户基础资源使用量更大，并且能够使用更多形态的业务。

 

同时，数字经济中的其他供给主体，也借助于“提速降费”的春风，实现供给的放大，核心是促进公众与政企用户能够用上更多类型的业务，这样数字经济的供给生态就得以充分激活。

 

“提速降费”发展至今，已经不单纯是指电信运营商提升网络速度、降低业务资费，而已变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全面释放产业红利的代名词。

 

在数字经济中，除了以电信运营商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外，各类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业务与内容平台，在数字经济生态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众多社会经济主体聚合在此类平台上，受其调度，并向平台贡献各类服务费，这些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托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