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是涉及整个经济社会运转的系统性工程。随着新的业务形态、技术能力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涌现，在思想观念、制度规则等方面产生新旧冲突与矛盾，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道关：业务形态快速革新与数据观念相对滞后的矛盾。第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发一系列新型业务形态，但社会整体数据观念仍相对落后，基础理论和制度规划仍不完善，给要素市场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方面，基础理论认知不足。目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对数据要素有关概念、内涵和外延尚未达成一致，边界划分不清晰，特别是对于数据确权、分类分级、价值评估等方面理论研究不深入，实践缺少理论指引，如国内已建设的数据交易中心，由于数据确权等方面缺少理论和政策支撑，有效的数据交易量仍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关于数据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仍在制定过程中，国家数据治理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数据标准规范有待扩充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亟待抓紧研究制定。如当前数据安全的管理仍存在模糊地带，公共数据开发和运营缺少依据，企业在开展相关业务时畏首畏尾。

 

第二道关：技术能力快速提升与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

 

数据资源存在底数不明、质量不高、流通不畅等问题，导致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无法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数据供给不足。数据治理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体系、专业技能及实战经验，当前很多部门和企业对所拥有的数据资源底账情况还处在混沌或无序状态，而且存在更新频度低、多源数据歧义等质量问题，数据难以从资源变为资产乃至资本。

 

数据流通不畅。受部门职能、责任边界、数据质量、安全风险等不同因素制约，部门间数据交换共享仍存在较大阻碍。以政府数据为例，随着各地大数据主管部门的成立，本地数据共享能力不断提升，但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方面仍存在障碍，特别是一些垂直系统的数据获得难度仍较大。

 

第三道关：应用场景快速涌现与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够的矛盾。由于内部治理体系不健全、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防护能力跟不上等原因，数据安全风险压力加大。同时，由于监管思路、模式及手段还没有及时转型等因素，隐私保护、数据垄断等非传统安全风险浮出水面。

 

在此背景下，数据泄露问题严重。如微博5.38亿用户数据泄露、雅诗兰黛4.4亿条用户数据泄露、英国某安全公司泄露50亿条安全记录等。据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公开报告的数据泄露总量超过300亿条。

 

在隐私保护方面，虽然在网信办等多部门的打击下，移动APP侵犯个人隐私问题得到明显缓解，但类似剪贴板数据监控、关联应用调用等新型问题不断涌现，需要不断完善监管规则和能力。

 

在数据垄断方面，由于大量公共数据集中在平台企业，如何避免出现数据歧视、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乃至隐私侵犯等问题，管理部门需要不断更新监管思路、模式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