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国内一直流传着一个声音：“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式的人物？”现在来看，这或许本身就是一句带着偏见的伪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互联网领域，我们见到了太多经历传奇的本土企业家。这一点，不必妄自菲薄。
事实上，中国还真就有一位自己的“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说他是中国的爱迪生+比尔盖茨，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更是称赞他为爱迪生、比尔盖茨和亨利福特三者的合体。他就是比亚迪的掌舵人——王传福。
在一般人的认识中，一向低调行事的王传福只是国内几十家车企老板中的一员。而实际上，这个从安徽无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从最初的手机电池业务起家，到后来进入电子产品代工行业，再到跨界造车以及入局光伏、动力电池等新能源领域，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比亚迪王国。
但也不可否认，王传福又是一个荣耀与争议并存的人。白手创业，他曾被打上了草莽商人的标签；连续跨界，他被认为是最有创新基因的商业野心家；激进扩张，他同时还被刻上山寨大王烙印。如今他又大打民族牌，把中国制造推向了更高的level。
回看王传福的过往，有创业的艰辛，有转型的阵痛，也有胜利的荣光。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位有必要细细研究的民族企业家。
（一）
与很多初代创业者相似，王传福的前半生上演的是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只不过，他的经历要比大多数人更加“悲壮”。
1966年，王传福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今无为市）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初中时期，本就非常清苦的家庭突遭变故，双亲相继离世，年长他几岁的哥哥成了家庭的支柱。在哥嫂的倾力资助下，王传福最终考上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命运就此发生了转折。
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的王传福被保研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并留院工作，26岁又被破格提拔为研究院副主任，成为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不久，研究院与包钢集团合作在深圳成立一家公司，主要生产制造镍氢电池，王传福因此被派去担任总经理。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王传福发现自己研究的电池领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当时，移动电话机“大哥大”开始频繁出现在“暴发户”们的腰间，但一部价格却高达两三万元，仅配置的镍镉充电电池就价值上千元，而这个市场又被日本企业所垄断。
恰逢此时，日本因环境问题宣布放弃本土镍镉电池生产，全球范围内面临严重的供需缺口。王传福感觉时机已到，决定放弃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依靠自身技术研究积累，捡起日本人已经“看不上”的镍镉电池市场。
1995年2月，从体制内辞职的王传福带领20多人在深圳布吉镇的一幢厂房里成立比亚迪科技公司（BYD，即build your dream的英文缩写），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创业，启动资金主要是从早几年下海的表哥吕向阳那里借到的250万元。
即便在今天，电池生产依然是一个科技含量高，资金密集程度大的行业，贸然涉足并非易事。王传福作为领域内的专家，技术方面能够解决，但在资金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在当时，投入一条日本的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如果配备成全自动化设备的车间更是需要数亿元的资金，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王传福意识到，如果完全采用日本的生产模式，公司根本就无法组建起来，更别谈以后挣钱的事了。思来想去，他找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方法，那就是利用中国的人力优势，把完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改为半自动化半人工的生产方式。
90年代的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要落后得多，只有劳动力成本方面有着独有的优势。比亚迪通过拆解电池生产流程，能够用人工来完成的工作尽量不使用机器，因此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只用100多万元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块镍镉电池的生产线。
1995年底，成立不到一年的比亚迪打败日本三洋公司，成为台湾最大的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的电池供应商。至此，王传福已是电池领域不容忽视的角色。
（二）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亚洲各国外贸企业受阻，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电池产品价格暴跌。但对于王传福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此时远在日本的竞争对手正因亏损而倍感苦恼，比亚迪的成本优势显现了出来。
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索尼、松下、飞利浦等电子巨头开始调整供应商，向性价比更高的比亚迪抛出橄榄枝，大额采购订单接踵而至。这一年，比亚迪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1.5亿块，占到了全球接近40%的市场份额。
用日本人淘汰的镍镉电池打败了日本人，比亚迪的第一桶金来得非常顺利。但王传福也清楚地认识到，镍镉电池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加快锂电池的研发生产。于是在1997年，比亚迪正式进入了锂电池领域。
相对而言，锂电池要比镍镉电池技术要求更高、资金投资更大，一套自动化设备齐全的锂电池车间的造价就高达十几亿元，一般企业根本无法承受，王传福发挥比亚迪所长，再次采用“人海战术”，用最低的投入打造出一条半自动化的锂电池生产线。
据称，比亚迪最初的锂电池车间“相当凑合”，在电池包装过程中添加一种吸水的药剂，就免去了建造大型的干燥室的巨额资金；用小玻璃箱做成微型除尘设备，工人手伸进去组装电池，就代替了昂贵的无尘车间；买不起日本的高端分切机，就用普通的裁纸刀加挡板……
就这样，王传福依靠小米加步枪式的“作坊”经营模式，把锂电池生产成本降到了最低。在当时，日本厂商每块锂电池的价格在10美元左右，而比亚迪由于节省了购买大型机器的成本，直接把每块锂电池的价格降到了3美元左右，质量却与全自动化设备生产的相差无几。
2000年11月，摩托罗拉公司在对比亚迪工厂进行为期半年多的考察之后，终于决定签下这家新崛起的电池企业，王传福赢得摩托罗拉首期20万支电池订单。当时的摩托罗拉如日中天，比亚迪有了这个大客户，很快又把诺基亚、TCL、波导、爱立信等中外手机厂商收入囊中。
2002年7月31日，成立7年的比亚迪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1211.HK），募集资金16.5亿港元，10.95港元的发行价创下了当时54支H股最高记录，王传福本人以27.83%的股份进入《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亿富翁。
但与此同时，比亚迪却面领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就在公司上市前夜，三洋公司在美国向比亚迪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后者侵犯其电池专利技术，要求索赔1亿美元；随后，索尼公司也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递交起诉状，指控比亚迪的侵权行为。
两家公司选择在此时发难，显然是有意阻挡比亚迪的上市进程。要知道，当时比亚迪的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已经占据全球第一、第二的市场份额，锂电池虽然入局时间不久，但也已经冲进了全球第三位，严重威胁到了三洋和索尼的全球霸主地位。
在此之前，王传福对待专利技术多少有些“漠视”，他曾说:“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文献，30%来自样品，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5%左右。”这种态度，某种程度上为比亚迪在初期扫除了技术障碍，但也为自身埋下了侵权隐患。
好在，在比亚迪团队海量的文献查找和分析工作之后，索尼最终以诉讼失败而告终，三洋公司也被迫主动请求与比亚迪和解。经此一役，比亚迪在国际市场打响名号，不久之后超越三洋成为全球第一大电池商。
（三）
可能连王传福自己都不会想到，比亚迪自主研发产品、建造生产设备的“半自动化半人工”的产研模式，成了其日后接连跨界，迅速打开新格局的制胜武器。
2002年11月，台湾带代工巨头富士康与比亚迪达成合作，成为其电池塑胶壳的供应商。鉴于双方友好的伙伴关系，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邀请王传福参观公司位于深圳总部的生产线。
此次会面，郭台铭可谓诚意满满，不仅向王传福展示了富士康不轻易示人的生产模式，甚至把各部门的经理都叫来为其答疑解惑。可让郭台铭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竟是一次足以后悔一生的“引狼入室”。在参观了富士康后不久，比亚迪很快也上线了电子产品代工业务，并几乎复制了对方的生产链。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比亚迪开启了“抢人大战”，挖走富士康大批优秀员工，越来越多的行业机密被王传福所掌握，公司很快切入手机零组件产业，屏幕、镜头模组、外壳、模具等业务，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松下等手机企业的订单不断涌入。到了2006年，比亚迪手机制造营收已经突破了50亿大关，成为仅次于富士康的第二大手机代工厂。
郭台铭坐不住了。2006年6月，富士康两家子公司富泰宏和鸿富锦向香港高等法院以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柳相军、司少青等前员工在跳槽到比亚迪后泄露商业机密，并索赔500万元。2007年，富士康又在香港对比亚迪提起侵犯商业秘密诉讼，索赔650万元。
富士康指称，从2003年起，有400多名前员工跳槽至比亚迪，其中就有公司花费重金培养出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些人利用曾经的职务便利，违规带出大量的商业机密，例如富士康内部的工艺流程文件和信息等。
“山寨顶多只是抄袭、模仿外观，有人查还会躲躲藏藏。比亚迪不只是抄袭，甚至派商业间谍窃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毁灭证据”，郭台铭难掩内心的愤怒，并放出狠话：“在有生之年，与比亚迪的官司一定打到底。”
最终柳相军等人因个人行为被捕入狱，但比亚迪却几乎毫发无损。不仅如此，事后王传福甚至还反戈一击，发公告称为双方证据提供司法鉴定的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并且，原比亚迪员工张朝正涉嫌非法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
郭王之争持续数年最终不了了之，这个被当时媒体称为“中国高科技知识产权第一案”的商业事件，其结果就是比亚迪以“搅局者”的身份强势进入代工业版图，最终形成富士康、伟创力、比亚迪“三分天下”的新格局。
2007年，王传福分拆比亚迪手机部件及模组、印刷电路板组装等业务，成立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并于12月20日赴香港主板上市，股票代码HK0285，比亚迪股份间接持有比亚迪电子约65%的股份，代工业务成为王传福手中的又一张王牌。
（四）
在比亚迪开始进军手机代工业务的时候，王传福还做了一项更为影响深远的决策，那就是2003年初以2.7亿的价格收购秦川汽车，进入更加复杂的汽车行业。
事件的背景，是2003年前后国内掀起的一场民营企业造车热。当时，作为全国最大摩托车生产商的力帆集团刚刚收购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80%的股份，正式进入汽车领域；不久，同样处于摩托车第一梯队的宗申集团也出资1500万元买下安徽芜湖通宝公司80%股份；成立宗申通宝汽车公司；此外，新飞、美的、奥克斯、夏新、波导等一众家电企业在行业利润整体下滑的形势下，也接连加入造车大军。
对于比亚迪而言，此时“上车”难免也有跟风之嫌。但作为现代工业文明金字塔尖的产业，汽车制造工艺上的复杂、产业链上的繁琐显然要比电池更甚，尤其是刚刚加入WTO的中国，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核心部件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当王传福收购秦川汽车的消息一出，不管是比亚迪内部高层还是外部投资者，都表达出强烈的不满。
这种不满情绪最先影响的是资本市场，公司很快便遭遇基金抛售，在完成收购计划的当天，比亚迪的股价就猛跌21%；第二天，股价又从18港元/股急跌至14.45港元/股。仅仅两天的时间里，比亚迪市值就缩水了近27亿港元。
但在王传福看来，当时全球电池市场日趋饱和，已经做到全球第一的比亚迪很难再有更高的增长空间，而另一边，汽车行业则是一个万亿级的大市场，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必然会形成爆发式增长。
而关于造车的技术门槛，王传福则表示“那都是给后来者营造一种恐惧，逼你放弃的纸老虎”。他甚至说，“汽车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堆钢铁”，这跟当年吉利李书福“汽车不过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的霸气言论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很快，比亚迪就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圈地运动”，在西安建立了汽车生产线，在上海建立检测中心，在深圳成立销售公司。很显然，王传福错误估计了造车的复杂程度，当他带着耗费两亿打造的“316”信心满满地来到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销商大会时才发现，这款“巨丑”的车型吓走了所有的经销商。
耗费心血自主研发出的汽车无人问津，王传福忍痛把样车亲手砸掉，并决定直接模仿市场热门车型。为了真正弄明白汽车，他买来几十辆二手车用来拆解学习。除此之外，他还花巨资购买当时市场上的最新车型供工人研究，其中还包括奔驰、宝马、保时捷等顶级豪车。
2005年9月，比亚迪推出了第一款真正被市场认可的车型F3。很多同行发现，这款配备了自动空调、真皮座椅、天窗和导航的三厢轿车，简直就是当时市场上大火车型丰田花冠（即COROLLA）的复刻版。不同的是，F3的起售价仅为7.98万元，几乎是花冠的一半。
丰富的配置、讨好的外观以及诱人的价格，使得F3一上市就备受追捧。2006 年，F3实现了6万多辆的销量，比亚迪实现销售收入近 50 亿元；2007年，F3的销量突破15万台，创造了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记录。
在F3的带动下， 比亚迪汽车进入了快车道。
（五）
上世纪30年代，日本丰田公司从一家自动纺织厂转型汽车制造，通过模仿雪佛兰、克莱斯勒、沃尔沃等欧美车系逐步发展起来，并由此创造了后来风靡全球的“丰田模式”。但丰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70年后，一家名叫比亚迪的中国公司竟敢反过来去革自己的命。
王传福手中的秘密武器，是其屡试不爽的“半自动化半人工”的生产模式。与丰田、大众等头部车企高程度自动化不同，他把电池制造车间里那套“人海战略”带到了汽车生产线，将总装工序进行了详细拆分，尽可能地通过人工完成。并且，很多生产设备也是根据进口设备仿制而成。
在产业链方面，比亚迪也与行业内实行全球采购的主流模式格格不入，王传福试图让造车的整个环节包括各个零部件的制造都掌握着自己手中，从发动机到五金零部件、电子部件、安全气囊、塑胶件、行李箱、搁物架等等无所不包。而这样自己给自己做配套的好处在于，比亚迪可以根据市场迅速调整产品线，以至于能够抓住更多的机会。
2007年，比亚迪推出中级车F6，这是继F3之后第二款全新车型。有意思的是，F6的车身整体和底盘悬架“逆向”自第七代本田雅阁，其前脸设计借鉴的是雷克萨斯LS460的造型特点，而尾部设计则与当时的新款奔驰S级500颇为神似。F6一出，王传福就放出豪言：“比亚迪要在2015年成为全国第一汽车企业，在2025年成为全世界第一！”。
此时的王传福，已经体会到“逆向研发”带来的巨大好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比亚迪密集推出众多车型，包括首款A级两厢车比亚迪F3R、小排量轿车比亚迪F0、高端车型比亚迪G3、紧凑级轿车比亚迪L3、MPV车型比亚迪M6，甚至还有硬顶敞篷跑车比亚迪S8……王传福说：“我们造车像造玩具一样，很快，一辆接着一辆。”
2008年，如日中天的比亚迪被巴菲特以大约1美元（8港元）/股的价格认购了2.25亿股份。“股神效应”加上比亚迪在汽车市场的突出表现，使得公司股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翻了10倍有余。2009年10月23日，比亚迪股价达到以88.4港元的历史高点，当年，王传福以350亿元身家成为胡润富豪榜的中国首富。这是比亚迪的高光时刻，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深渊。
2010年，王传福迎来噩梦之年。先是汽车销售不及预期，仅仅完成全年目标的85%，高速增长戛然而止；然后是汽车质量问题与经销商退网事件频发，比亚迪口碑骤降；在资本市场，则是股价一泻千里，从2009年的88.4港元/股缩水至26港元/股。而这，都是比亚迪疯狂扩张之后的恶果。
2011年，比亚迪回归A股。从当时的财报数据看，2009-2011年，比亚迪的营业收入分别为411.14亿元、484.48亿元和488.27亿元，增长已是极其缓慢；净利润方面更是大幅下滑，三年分别为37 .94亿元、25.23亿元和13.85亿元，2010年、2011年同比下降高达33.48%和45.13%。
从巅峰跌至谷底，比亚迪销售总经理夏治冰为此引咎辞职，上千名员工被裁，王传福也不得不在媒体上公开认错。他表示：比亚迪片面地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忽视品牌质量的提升，在经销网络、媒体关系和品质问题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