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述，“‘正面管教’是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鲁道夫·德雷克斯的思想为基础”。阿德勒是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德雷克斯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他们的理论能对尼尔森产生影响，并不仅仅因为尼尔森有7个子女需要抚养，她本人修读的又是儿童发展专业，还因为当时的风气正在转变，人们对儿童和儿童心理普遍重视。莫琳·斯托特的研究发现，大约从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出于对儿童的关爱，开发了一系列好感觉课程，期望在激发儿童潜能的同时，提升他们的自尊与自信。

然而，事与愿违。在2000年出版的《好感觉课程：自尊名义下美国儿童的低俗化》中，莫琳·斯托特直言，两代美国儿童已经被惯坏了，他们被教导“低期许为佳（low expectations are good）”、“竞争无益（competition is bad）”、“学校旨在治疗伤害（school is for therapy）”。

如此迁就儿童，努力增加他们的自尊，是对儿童的发现，也是人与知识关系恶化的后果。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左派抵抗普适主义，推崇特殊论，重视异质性和个体差异。知识逐渐贬值，学习者独尊独大，父母和教师的权威日渐削减，挑战性的课程也因此受到排斥。于是，学校有了“好感觉课程”，家庭出现了“正面管教”。英国人弗兰克·富里迪不禁惊呼，“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时至今日，美国人也开始反省，转而对华裔母亲的《虎妈战歌》热烈赞扬，对过于崇尚好感觉和自由发展的美国式教育开展深入反省与批判。

蔡美儿因对女儿管教严格并取得成功，受到美国人的普遍追捧，就已经表明，即便在家庭教育中，“正面管教”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只“以尊重与合作为基础”。一味的尊重，即使不过分，也不尽合理。笔者不主张家长拥有无限威权，但在人生规划、知识习得、情感处置等方面，父母往往有不可摧毁的权威性，不能过度追求合作，迁就孩子的选择。现代中国家庭关系，普遍改变了传统样态，发展进步的同时，对父母和子女也带来不小的伤害。

豆瓣上轰动一时的“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出现、青年男女婚前性行为的凌乱等等，都是家庭教育失范的表现。今后亟须做的已经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在提倡尊重与合作的同时，适当回归传统，重塑父母权威。父母权威的重塑，是对子女的约束，也是对家长的约束。

在学校教育层面，“正面管教”更应当有其适用范围。“正面管教”当然可以引入班级日常管理，也可以引入学科教学环节，但就具体课程而言，这种引入当有一定限度。儿童的兴趣、情感、态度固然应受学校和教师的尊重，但这并不能成为学习内容选择与组织实施的主要依据。儿童在当下以及将来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才是根本。教师不仅要帮助儿童认清需要，还要据此决定学校教育中儿童应该“学什么”和“如何学”。在课程开发和实施方面，教师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谨守这一前提，才能有真正的尊重与合作。否则，只能任“好感觉”的弱智化课程横行